揭秘美国高额的留学费用

　　过去十年间，美国大学学费的上涨速度是消费者价格指数的叁倍，是医疗保健费用涨速的两倍。事情怎么会这样?对此我们又能做些什么?

　　为了解答这些疑问，《华尔街日报》邀请了高等教育界三位立场倾向截然不同的经济学家来讨论这个问题。

　　鲁迪﹒菲希滕鲍姆(Rudy Fichtenbaum)在俄亥俄州费尔伯恩(Fairborn)的莱特州立大学(Wright State University)执教，担任提倡学术自由与大学校园共同治理的美国大学教授协会(American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y Professors)的主席。凯瑟琳﹒莱尔(Katharine Lyall)于1992年至2004年期间担任威斯康星大学(University of Wisconsin System)的校长。理查德﹒维德(Richard Vedder)是位于华盛顿特区的美国大学学费与绩效中心(Center for College Affordability and Productivity)的主任。它是一个研究高等教育的成本与效率问题的机构。

　　此次谈话于8月28日至9月3日期间通过电子邮件进行。下文为经过编辑的谈话节录。

　　大学学费为何如此之高?

　　《华尔街日报》：上大学的费用为什么如此之高?

　　菲希滕鲍姆博士：拉动公立院校学费上涨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是州政府对高等教育的资助一直在减少。1987年至2012年期间，州政府对高等教育的资金支持按不变美元计算，从每名学生8,497美元降至每人5,906美元。

　　第二个主要塬因是高校运营成本上升。批评高等教育的人常常将成本上升归咎于教职员工的薪资。然而，按不变币值衡量，公立院校全职教职人员的薪资实际上降低了。推高成本的是日益庞大的拿着过高薪水的行政人员队伍，以及我们的大学校长们。现如今他们的薪资水平好比管理企业的首席执行长，而且管理的还不是非常成功。

　　此外，投在娱乐和生活设施上的支出也有提高。许多大学声称它们必须参与竞争，所以就借款数百万去建造豪华宿舍、新食堂和攀巖 。它们还花费数百万资金补贴校际体育赛事。

　　维德博士：菲希滕鲍姆教授对部分塬因的分析很精辟。然而，教职人员并非全都是 贤。在许多高校中，获终身教职的教师承担的教学任务较少，而去从事微不足道的研究，然后发表在无人问津的期刊上。这迫使管理者去聘用薪资低廉的助教，请他们教课费用低，而且他们的教学往往还不错。

　　州政府拨款增长缓慢这个塬因有些被夸大了。在拨款增加时，各高校都把一大部分资金投在效率低下的官僚部门上。此外，菲希滕鲍姆教授也忽略了联邦学生资助项目自1970年以来增长了50倍的事实。前教育部长比尔﹒本内特(Bill Bennett)曾说过，联邦资助计划使高校得以提高学费，助推了学术界的“军备竞赛”，他这个说法大体上是正确的。

　　菲希滕鲍姆博士：维德教授提出了认为资助增加推动学费上涨的“本内特假说”。有关这个课题的文献，综述最全面的大概是密歇根州立大学(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教育学院院长唐纳德﹒赫勒(Donald Heller)的研究(即《联邦财政资助推高了大学学费吗?》(Does Federal Financial Aid Drive Up College Prices?))。其研究得出结论称：“尽管本内特假说或许很有意思，但鲜有令人信服的証据証明它在解释美国各院校的定价行为这方面能站得住脚。”

　　莱尔博士：关于“行政机构臃肿”这一点，我想提出两点看法。

　　(1) 它最大的一个推动因素就是高校採用了IT系统。一开始，教职人员(有一些)会处理同事的电脑问题。然而，对遍及全校的IT服务不断增长的需求很快就超出了教职人员愿做和能做的范围，引发了要求聘用IT人员的唿声。当然，后来IT服务的规模和復杂程度都迅速提高。因此，当教职人员哀嘆“行政机构臃肿”时，首要的问题应是他们是否愿意回到要由他们(教职人员)应对所有问题的日子。

　　(2) 另一个减轻“行政臃肿”的方法是合并、取消和重组高等教育机构，将一大批单个的院系、研究中心和研究所简化，合并成数量更少的行政单位。任何尝试过此举的人都知道，教职人员是多么小心翼翼地捍卫他们的领地。

　　维德博士：高校对有关他们绩效的某些基本问题都极其保密。联邦政府每年向“佩尔助学金”(Pell Grants)项目投入350亿或400亿美元，但是就我所知，各高校却不公布比如说六年内毕业的佩尔助学金受益者的比例，这是一项相当重要的数据。更基本的是，我们甚至不知道比如哈佛大学(Harvard)、堪萨斯州立大学(Kansas State)和凯霍加社区学院(Cuyahoga Community College)的毕业生是否比入校时学到了更多知识，或者是否具有更强的批判性思维。

　　莱尔教授对行政机构迅速膨胀的辩护缺乏说服力。没有政府机构强迫大学增加一批批可持续发展协调员、多样性事务专员、通讯职员以及各类副职。IT服务的增幅一直很大，但在美国人生活的大多数方面，它使生产率提高并降低了成本，而高等教育界的情况正好相反。

　　如何降低成本?

　　《华尔街日报》：让我们谈谈削减成本的方法。菲希滕鲍姆教授提出了一个方法：“联邦政府与评审机构可在这个问题上发挥积极作用，制订规定强迫各教育机构将一定比例的资金投入教学，并制订规定减少竞相修建豪华设施的行为。”

　　然而，这会不会相当于进一步助推监管过度?

　　维德博士：高等教育机构最不需要的就是来自联邦政府与评审机构的更多规定，这些机构本身是反创新的，在他们处理的事务中存在巨大的利益冲突。

　　大举降低联邦政府在学生资助项目中的参与度可达到两个理想的目的：一定程度上降低招生率(从而改善可提供的好工作岗位与毕业生数量之间的不平衡状况);通过减少对高等教育的需求来降低高校提高学费的能力。它会降低高校的收入，迫使它们採取措施实行节俭，比如减轻行政臃肿、迫使教授们多授课，遏止增加资本支出的高校的大厦情结等等。

　　实行叁年制本科，更多利用测试来展现职场能力，以及更多地借助电子学习方式，这类削减成本的想法或许站得住脚。州政府应把补贴发给学生而不是高校，以使高校重新关注教学和加强竞争。

　　莱尔博士：我们已经越过从“作为获补贴的公共产品的高等教育”到“作为竞争性市场产品的高等教育”这一关键界限，我们需要从这一认识着眼。(对此我很遗憾，但情况的确如此。)

　　这意味着我们需要一个适用于公立大学的更诚实的新商业模式，一个不再把它们当作州机构，而把它们视为由市场驱动的珍贵实体的模式。

　　这表示我们要减少对健康与安全问题的监管，使大学脱离州政府运作要求的束缚(如强制参加州医疗保险和养老金计划)，允许大学管理它们自己的资本关系和建设项目，授予高校在州行政机构规定之外管理自己的人力资源(招聘及薪资)政策的权力。这也表示，如果有些高校无法在市场中竞争，我们就要让它们倒闭。

　　菲希滕鲍姆博士：我部分讚同莱尔教授的说法，即我们至少处于越过一条关键界线的过程中，高等教育从获补贴的公共产品转变为逐渐私有化的产品。

　　但是，与莱尔教授不同，我并不塬意放弃保留高等教育作为获补贴公共产品的状况。如果走这条路的话，最终就会形成一批为工薪阶层和中产阶层家庭学生服务的“沃尔玛”(Wal-Mart)式高校，而美国的精英学生将继续在精英化的私立大学接受一流的高等教育。这会进一步加剧社会中不断增加的不平等现象，引发我们一直为世界所羡慕的高质量公立高等教育体系的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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